栏目: 经济观察     |      作者:佚名

作者 | 邓晓萱

天降“横财”

作为米其林二星粤菜餐厅,御宝轩位于IGC天汇广场,这个广场,在广州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既坐落于繁华的天河CBD,又属于古老的猎德村。

窗外是9万元一平米的中海花城湾和猎德村复建房,杰仔居住的回迁房距离此仅有一条马路之隔,穿拖鞋喝早茶是附近居民的标配,而隔壁则是商务精英云集的天盈广场办公楼。

御宝轩位于IGC天汇广场,北边是9万元/平米的中海花城湾,距离猎德回迁房只有一个马路之隔(图源:高德地图)

这个特殊的存在源于2008年。

迎着亚运会的东风,广州一大批城中村被提上了现代化改造的日程,天汇广场征用了猎德村的土地,成了广州首个城中村旧改项目;14年过去,天河的CBD珠江新城雄起,与CBD伴生成长的,有一群特殊的群体——现已进入青年的拆二代们。

杰仔就是这样一个猎德的拆二代,他今年29岁,没正经工作过几天。

父辈的拆迁为他们带来了高额的补偿款和多套回迁房,生活早已衣食无忧;回迁房的优质区位让他们享受着城市的收租红利,他们即使不工作也有源源不断的现金流。

大肉蟹是杰仔在御宝轩里每次必点菜品,一两38元,一只2斤左右,账单上显示760元,加上一些包点小食服务费,两人最终消费1370元,杰仔和表哥习以为常的一顿早茶,抵得上旁边办公楼年轻白领三四天的工资。

睡到自然醒、和朋友吹吹水、刷刷短视频便是杰仔白天的所有活动,这种生活已经持续了五六年,“明天”在他眼里,只有下一场吃喝玩乐。

拆迁带来了“舒适”的生活,但拆掉了本该有无限可能的未来。

被“拆掉”的独立性:父母永远在兜底

“啪!”,父亲响亮的一巴掌落下来,简嘉文不敢吭一声。

从2020年9月份开始,简嘉文频繁向各种信用卡、小额贷款机构借钱,总金额达到了300万;每一天都有催他还款的短信和电话,轻则账单提醒,重则语言威胁。

家里有7套回迁房的简嘉文按理说至于此,是把一手好牌打烂了。

简嘉文是天河小新塘村的拆二代。

在天河东北边缘地带的小新塘,虽然比不上城中心的猎德村繁华,但因为周围有国家软件产业基地、天河智慧城和广州科学城聚集,周围的房价也能卖到5.5万元/平米。

小新塘回迁区离5.5万/平米的天河星作不足2公里(图源:高德地图)

在村旧改以前,简嘉文家里有两栋4层的房子,按拆一补一原则,分到了近600平米面积的7套回迁房。

现在回迁房已全部到位,三月份的时候简嘉文跟他爸爸去收了最后两套交付的房子。

小新塘回迁房的建筑面积,村民按抽签决定自家的户型(图源:乐居网)

市场价值三千万的房产虽然不能直接变成现金让简嘉文一家拿在手里,但也能让他们衣食无忧。

回迁房收房以前,有20元每个月每平米的临迁费;

回迁房收房后,除去简嘉文家里自用的两套房,其他都用于出租,按照周围两房4500元/月的出租价格,也有至少2万元/月的纯收入;

加上村里每年每人1-2万的分红,简嘉文一家仅靠房子就可以过得比较滋润。

小新塘附近租房价格(图源:安居客)

简嘉文大专毕业以后懒得去找工作,每月向父母拿着生活费,只不过,这个所谓的生活费越来越大。

简嘉文不是个例,他同村一起长大的发小,都这么突然从普通村民变成了不需要工作但手里有点钱的小中产。

天降横财却也让生活变得索然无味。

简嘉文日常开销不大,毕业之时老爸买了一辆奔驰E给他开,他觉得挺满足。但现在到了而立之年,身边的事一成不变,交往的圈子非常固定,他觉得生活无趣,人生缺少了点成就感。直到同村发小给他介绍了网络博彩。

博彩APP里的游戏不断刺激着简嘉文分泌多巴胺,5个彩球滚动着数字,10分钟开奖一次,24小时不断地开盘抽奖,只要买码等待开奖即可。

简单的玩法、高密度开奖,美女老师的微信在线指导,每次打开软件都会显示开奖倒计时,让简嘉文一直保持兴奋状态。

每天早上睁眼,简嘉文在被窝里就开始一天的“征程”,通常一玩就是一整天,账户中的钱,从刚开始的每天1000-2000元,到1万输光了就充2万,越是翻车,简嘉文越是盲目跟投。

有次凌晨3点关掉手机,他猛然发现自己一天输了近9万,合上眼出现的全都是“账户余额不足”。

拆二代的钱,来得比普通人更容易,即便借钱,借起来也更快。

一方面,上一秒从父母手中拿来“零花钱”,下一秒就进入了博彩APP中的账户;

另一方面,以贷养赌比普通人更容易,信用卡、小额贷款机构、民间高利贷非常喜欢简嘉文这块“肥肉”——凭借家里多套房子,简嘉文办贷款易如反掌,通常是今天申请,明天就能放款,一放款,也立马被他充值进了博彩APP。

“上一把就差一点点,这一把我算好,赢了我就先把上个月借的钱先还了”,每次充钱进博彩账户,简嘉文都做同样的自我安慰,期盼下一局能通过自我修正而一把回本。

但事实是,2021年一整年,简嘉文回本的期望一次次落空,只剩下拆东墙补西墙,以及将近300万元未归还的欠款。而这一切,简嘉文的父母都被蒙在鼓里。

简嘉文在老爸的棍棒式教育中长大,即便每天被催债,但恐惧让他不敢得罪身后最大财主。

“我现在向他们拿钱,爸妈已经不太愿意给我了,我爸说我要是沾了不好的东西就打断我的腿”。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兜底的还是父母。

三月底,简嘉文终于熬不住了,有一百多万的借款已经到了最后还款期限——在他开着他的奔驰E300出村口的时候,接了一通威胁电话,电话对方一句“我看到你开车出来了,你必须拿出钱来”,把他吓得不轻立马掉头回了村。

连续向几个朋友借钱周转被婉拒后,只有父母这一条路子了。站在父母回迁房外,简嘉文踌躇不知道怎么解释赌博,话到嘴边,最终却变成了谎言,“我和朋友炒股亏了三百万,能先借我一些还一阵吗?”

简嘉文挨了父亲一巴掌,但没有想到不到3天,父母就把钱打了过来并允诺会帮忙还其他贷款,他没有想到,爸妈能在那么短时间内凑那么多现金并且相信了自己的理由。

“一巴掌而已,不碍事”,简嘉文心里的不安感消失了。

还了一部分紧急贷款以后,简嘉文把剩下的一些钱又扔进了赌博账户。

即便搭进去了300万,简嘉文至今从来没有担心过关于“明天”的问题,“我爸说给我在村里找份工作,起码能管我吃饱吧”。

成了“拆二代”的985金融硕士

“1万吧”,当被问到期望薪酬的时候,钟伟懒得和HR博弈,直截了当报出了数字。

听到金额后的HR猝不及防,一个985金融本硕,3段高含金量的实习经历,2年小型私募行研经历,相比起其他动辄报20k+的候选人,怎么看都是公司赚了。

钟伟不怎么在意薪酬,他选中这个公司,就是看上了它离家只有10分钟的步行路程;更何况,这是一个国企,朝九晚五不加班,五险一金交着,没必要去996的公司折腾。

若时间回到5年前,钟伟的心态是截然相反的。

和大多数金融专业学生一样,当时的钟伟卷得不行——研究生三年暑假都去了实习,私募基金的行研部门、互联网大厂的战略部门、咨询机构的分析师,每一段实习都不是打杂的经历。

钟伟是黄埔萝岗人,家中还有一个年龄相差3岁尚未出嫁的妹妹,父母生育他时年纪较大,平常务农且没有缴纳社保,作为家中长子,当时他满脑子想的是如何赚钱给父母养老。

直到2019年自己村的安置补偿下来。

按家里当时的房屋来看,回迁房面积能有400平米;此外,回迁前家里卖了一百多平米,加上签约和搬家奖励、12个月的临迁安置费、果树和青苗赔偿,能拿超过400万的现金。

钟伟村里的房屋拆迁补偿标准(图源:钟伟)

拆迁补偿一下来,钟伟家就买下黄埔万达旁边的三居和小两居,三居父母和妹妹住,小两居自己住。

钟伟家买的靠近萝岗万达的新房,目前已交楼(图源:钟伟)

交楼后的钟伟松了一口气,之前的努力奋斗是希望能给父母换套房,现在一切尘埃落定,后面还有回迁房给自己和父母提供现金流。

钟伟似乎找不到更大的生活目标。

此时的钟伟,陷入了一个青年拆二代怪圈——自己变有钱了、但周围圈层并不会随之改变;想进入另一个圈层却又发现自己还不到门槛。

交房以后钟伟花了一个月的工资买了巴宝莉的衬衫和MCM的双肩包,想彰显自己的改变。

“很蠢!以前不舍得买,现在买了发现根本没有人注意到一件衣服的变化”,钟伟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之前节省惯了,加上周围圈层没有改变,炫耀式消费满足不了钟伟任何需求。

“跟过他们去蹦迪,卡座周末低消上万,轮流请好肉痛,但他们习以为常。”

这里的他们,是钟伟的其他拆二代朋友,“他们本身就好几栋楼收租,他们谈豪车和美女,我开着刚换的比亚迪汉格格不入”,一起玩了几次以后,钟伟找借口不再参与他们之间的聚会。

这个怪圈导致的结果是,钟伟觉得未来一切努力都没有意义,躺着反而是最舒服的选择,“我就算工作再努力也挣不了更多的钱,我好像也不需要更多的钱”。

“我不是前几名校毕业的,在广州,一个3年经验的私募证券分析师年薪20万左右;在供大于求的市场,5年经验能拿翻倍薪酬的并不多”,钟伟想象了未来的职场发展路径。

招聘软件中显示的广州市证券分析师薪酬待遇(图源:猎聘)

与之对应的是超长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压力,熬夜赶报告是分析师的家常便饭,刚入职那会,为了尽快从“助理分析师”的职位升职到“分析师”,钟伟经常晚上十一二点调研回来,还需要熬夜出一份调研报告,为了第二天早会汇报。

拆迁获得的高资产让拆二代们不再耗费大量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来赚钱。

如果是拆迁以前,钟伟完全能够接受这样的工作。他公司的投资总监,8年经验年薪七十来万,前年也在广州买了房子,这让当时的钟伟充满了动力。

但拆迁以后,钟伟没了生活和买房的压力,工作重压反倒成了最大的负担。

一年20万,拆迁前感觉很多;现在看又少又慢,我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一年到头不吃不喝却换不了一辆车,买不了广州一个厕所,为何还要去折腾?”有了这个对比后,离职的念头时不时浮现在钟伟脑海中。

事实上,钟伟也这么做了。4月份,钟伟裸辞了曾经梦寐以求的私募工作,选择了工作时间少、离家近的国企。

钟伟两份工作的工资构成(图源:钟伟)

当然与之对应的是工资的进一步下滑,工资从原先的一年税前20万滑落至一年税前13万,但钟伟却没有一点舍不得。

“7万块而已,回迁房建好后收个一季度租就回来了”,钟伟一边吃着晚餐,一边约着今晚的游戏局,“加啥班啊,身体第一”。

被拆掉的亲情:拆迁房比亲情重要

“你老公那都有房子了,你哥嫂刚生完二胎,房子太小了,给他们多一点有什么关系呢!”,听到妈妈在分房上对哥嫂的偏袒观点,冼思婷觉得难以理喻。

27岁的冼思婷出生在被称为钻石村的冼村,她有两个分别大她6岁和7岁的哥哥。

如今广州的珠江新城,有一部分曾是冼村的土地,冼思婷家总共分有5套回迁房,这个分房数量,在冼村村民中属于大多数。

“哪有那么多能分十几套的,能分到十几套的家庭以前也是有钱人”,冼思婷回忆道。

冼村已交付的回迁房(图源:冼思婷)

不像其他拆二代以拆迁为喜,拆迁对冼思婷来说是不开心的回忆。

穷的时候和和睦睦,有钱了,利益分配在几口之家中能上演一出出大戏,不患寡而患不均,古人说的真对。

从她父亲这一代开始,一纸拆字拆掉的不仅是自家的房子,更是拆掉了家庭关系。

在冼思婷2岁的时候,广州宣布未来的城市中心——珠江新城准备启动了,冼思婷爷爷嗅到了商机,立刻决定将家里的地建成3楼的小楼房用于出租。但这个房子的房产证上写的是爷爷的名字,直到2009年爷爷仙逝,这个房子没有过户也没有立遗嘱。

本该是冼思婷父亲和叔叔兄弟两人平分的小楼,但却因为拆迁的到来蒙上了利益的纠葛。

2009年,正逢冼村拆迁启动元年,按“拆一补一”的拆迁原则,多一栋楼意味着多200-300平米的回迁面积。按当时的补偿方案来看,起码多2套回迁房,虽然当时谁也不知道珠江新城会如何发展,但谁都想要多几套房,即便是血肉至亲也不例外。

2018年正在拆迁和施工的冼村回迁房,周围高楼已鳞次栉比(图源:知乎@凡叔)

冼思婷的叔叔觉得,他出了三分之二的钱,且整栋楼几乎是他监督下建成的,当初建楼时只有他自己在忙上忙下,冼思婷爸爸压根没帮忙,这栋楼理应归他。

冼思婷的爸爸不同意这个说辞,这栋楼在收租期间都是他在运营,但自己却一分钱没收,全都交还给冼思婷爷爷了;在冼思婷爷爷患病期间,都是他在亲力亲为赡养照顾,冼思婷叔叔甚至没来医院探望。

兄弟两人各执一词,每次会面,谁也不让谁。

某一次激烈冲突之后,冼思婷的爸爸忍无可忍打了报警电话,结果叔叔当着警察的面打了爸爸一拳,现场乱作一团,警察也花了好一会才拉开了升级为肢体斗殴的双方。

最后的结果是对簿了公堂,房子依然是一人一半——但也就是在这一年,思婷家和叔叔家的血浓于水,被拆成了老死不相往来的陌生人。

虽然长辈的恩怨纠葛和晚辈无关,但长辈的行为让正处于青年敏感时期的思婷感到难堪。

拆迁诱惑之下,血浓于水往往不再是关系的润滑剂,利益的分配使得家庭矛盾不断升级。

钱财与亲情的博弈,赢了钱财,拆毁的是亲情,注定没有赢家。

但历史似乎在重演,之前的叔伯争斗,12年过后演变成了现在的兄妹斗争。

冼思婷家有5套房,本来三兄妹分是不存在冲突的。

在拆迁之前,冼思婷父母的想法是三兄妹一人一套,老两口自己留一套,剩下的一套拿去出租。但冼村拆迁和回迁的时间跨越了8年之久,等分到了房子,都已是2018年,8年期间,兄妹三人各自成了家。

冼村拆迁签约和回迁房摇珠分房差8年,直到2018年,冼村才开始第一期回迁房分房(图源:公开资料)

冼思婷在结婚前一直没有感受到传统意义上的“重男轻女”,哥哥们有的,冼思婷也有,甚至父母更疼爱冼思婷,家务活都不会让她做;但冼思婷结婚后却发现,事情还真不是这样。

“我爸妈和我哥都来劝我不要那套房子了,原因是我老公家有钱。”

思婷在大众,甚至父母眼中属于“嫁得好”的行列,她的丈夫是员岗村的“租二代”,是家中的独子,家里虽然没有拆迁,但有四栋7层楼高的出租房收租。

形成对比的是,思婷的两个哥哥是普通的上班族,同时大哥还有两个小孩,生活相对没那么充裕。

“我每个月都会各给爸妈3000块家用,但两个哥哥从来没拿过,爸妈还把我给他们的钱存起来借给了哥哥,我并不在意”,冼思婷不会计较父母日常对哥哥的帮扶。

如果不是小侄子说漏了嘴,冼思婷还会被家人瞒在鼓里很长一段时间。

家中五套房,两个哥哥各自认领了两套,父母留一套,一套都没有给思婷留。

“结婚以后才发现爸妈心里根深蒂固的想法,儿子才能给他们养老。”

虽然思婷并不在乎是否有房子,但家人们的观念成了她心中的尖刺,冼思婷发现父母瞒着她分房以后,每个月还是会给父母转钱,但是再没给父母和哥嫂打过一个电话。

“我和他们的关系就跟上一辈的关系一样了”冼思婷自嘲道,“我不会像我叔和我爸一样对簿公堂,被我婆家知道我娘家关系那么糟糕,对谁都不好”。

时代中的幸运与不幸

广州的大规模旧改,始自2010年亚运会前夕,截止至2020年,广州基本完成了138个城中村的改造任务,天河、黄埔作为这一时期广州旧改的代表区域,在这些街道上,随便一个穿着拖鞋打扮普通的路人,都有可能是家有数套房的拆迁户。

几百万、几千万的资产对在广州的拆二代来说很多吗?答案既是肯定也是否定。

肯定的是,这些资产让大多数他们衣食无忧,因拆而富,生活条件从普通上升至中产;

否定的是,这个资产除了车房和日常的普通吃喝玩乐,并不能支撑他们做更大的选择,实现更高的资产跨越。

反而像是一壶温水,慢慢煮开拿走了拆二代们的未来,一边带来了极端的欲望和膨胀,父辈不断延长着补助周期;另一边带走了向上的动力和本来平衡的生活。

被拆掉未来的拆二代们,从来都不是大富大贵的那批人,毕竟,所有的人生礼物,都在暗中标注了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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