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绣被遗忘的传奇

　　在历代政治中心的京城，曾辉煌灿烂了几百年的“燕京八绝”宫廷艺术由于种种原因，渐渐淹没于岁月的尘封中。尤其是“八绝”之一的“宫绣”，知之者甚少。当人们赞不绝口地欣赏来自江南水乡柔美的四大名绣(苏绣、粤绣、蜀绣、湘绣)时，谁想到京城也曾有过充满北方民族阳刚之美、针法严谨、色彩凝重、风格奔放的“宫绣”艺术呢?在历代，无论南北绣艺，一般均始于民间，按其性质可分为“闺阁绣”和“民间绣”。“闺阁绣”是指富家小姐在闺阁中学习刺绣，用来消磨时间，绣些自己出嫁时使用的枕套、被褥、衣裙，也绣些赠送新郎的扇套、荷包等物件。而“民间绣”则泛指一般手工艺人拿到市场上销售的日用绣品。在民间绣的基础上，明清时期出现了“绣庄”。新中国成立后的北京，前门、朝外一带尚有这样的绣庄。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由朝廷组织、集中生产的“绣院”，即人们所称的“宫廷绣”，是专为皇室内苑绣制用品、由官方组织生产的机构，由织造衙门管辖。这种机构早在汉代就产生了。
　　 “宫绣”的历史发展可追溯到唐代，北京地区的丝织业开始兴旺，当时在燕京专门设有“绣院”，“大都绣”刺绣内容以花鸟、全枝花卉为主，特别是牡丹花绣工更加细腻，花样也更加新颖。《契丹国志》中记载，当时的燕京“锦绣组绮、精绝天下”。而“宫廷绣”就是因辽代在燕京设立绣院而诞生，主要是供奉宫廷、帝王、侯爵服饰之用。明代以后，“宫廷绣”的针法、技艺、用工、用料、纹样图式等特点更加鲜明，刺绣人员日趋扩大。到了清代更为兴旺，特别是光绪年间更是名扬海内外，被誉为“宫绣”。

　　工料极尽豪奢
　　京绣一般选用最好的绸缎为面料，而绣线除了以蚕丝所制成的绒线外，还以黄金、白银锤箔，捻成金、银线大量使用于服饰绣品中，这种用金银线绣出的龙、凤等图案又叫“盘金”，堪称一绝，传承于世，尽显皇族气派，充分体现了富贵精美的宫廷审美艺术。
　　由于元代建都北京，开辟了北京地区刺绣史上的第二高峰期。因受北方游牧民族的审美意识影响，此时的“宫绣”已初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即材质华贵、色彩凝重、图案饱满大气、造型质朴端庄、注重装饰性。自明代绣品分为实用品和欣赏品之后，带有等级森严的标识性图案也出现于统治者的服饰中，并一直延续至清朝末期。成为各阶层严守而不能逾越的制度。伴随着等级的划分，绣品的材质也有了新的完善和创新，尤其是康乾盛世，还增加了堆绫、钉线、打籽、穿珠等品种，使用了大量的金、银、珍珠、珊瑚、孔雀羽毛等奢华的珍奇材料镶缀于绣品之上。并汇集了江南等地绣艺高手，将各种流派之精绝技艺提炼融会，根据宫廷典章之规范和皇家之审美宗旨，形成了绣坛至尊的“宫廷绣”艺术。现今，每当人们欣赏这些留传于世的绣中珍品时，无不为之倾慕、赞叹。而这些留存下来精美的作品，更使现代人不可思议的是，相传其大部分出自男工匠之手，这正是“宫廷绣”与“闺阁绣”的明显区别。作为“宫廷绣”，它的制作目的是为宫廷贵爵服务、生产御用制品，而“闺阁绣”则是个人生活日用品，它们工艺制作的要求和标准截然不同。“宫廷绣”对于绣品的标准除了在图案内容、色彩上有严格的规范外，其针法的分布也有一些固定的程式和工艺要求，绝不允许存在民间绣品的随意性和自如表现个性的主观创作意识。因为绣院技师都是经历了从少年时就接受按行规严格训练的学徒阶段才成为一名可以独立操作的绣工技师的，他们所掌据的是—门精湛的手艺，而绝非一般人所称的“女红”。古人云：“刻丝绣线，固是女红，而典章制度，所关更巨，推而至于服仪卫、及官匠禁令，无一不与国史相通，绝非玩物丧志之比。”可以说，皇家设有绣院，民间流行女红。

　　严格的宫廷审美规范
　　由于宫廷艺术审美的标准和规范在宫廷绣品中无论服饰纹样，还是佩物小品，都充分体现了构图满而不滞、造型端庄稳重、设色典雅、雍容高贵的皇家气派和尊严，所有具象物体绝无取巧、媚俗和率意的造型。这一点和民间绣品所体现的文人意趣、商贾艳俗、乡土稚美的风格有本质的不同。

　　宫廷绣品的针法极为考究，对不同的具象图案都有较严格的规范，如在犬袍纹饰图案中，龙眼、鳞片、毛发或以彩线强化装饰所安排的部位、五彩祥云、海的针法等，都有严格的规范和标准，绣工的智慧、技能必须在这一范围内予以体现。当我们鉴赏那些珍贵的清代宫廷绣品时，可以明显看出，虽然年代不同、图形设计略有变化，但典制章法总体是不变的。而且从每一件绣品中都可体验到宫绣艺人高超的技艺和艺术修养。在如此严谨的规范中，也能明显看到个人绣艺风格的不同。他们的针法遒劲有力、排列整洁、针针到位、厘毫不苟，与画师配合默契，从而达到绣艺最高境界。绣艺的最高境界，绝不是仅靠技法与经验去完成，也不仅仅是常人所说的用线越细、套色越多，就是好绣品。而正如庄子《养生主》所述庖丁，“以心神的运用”来操刀，艺术是相通的，中国书法和绘画中大写意的用笔所强调的笔墨神韵、乐曲演奏中的感觉均同此理，这种意念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图必有意 意必吉祥
　　当面对博物馆展示的优秀宫廷绣珍品时，人们可以体验到心旷神怡的美妙感受，穿越时空与那些令世人崇敬的大师们对话，领悟绣艺的真谛。而这种真谛的表现，就在于“宫绣”图必有意、纹必吉祥的宗旨。见于记载最早的刺绣活动发生在公元前21世纪的舜禹时代，也就是《尚书·虞书》所说的关于舜命禹制作典章服的故事，确立了天子服饰十二章，历代沿承直至清末。这十二章是由十二种图案组成。每种图案以象征的手法表现着对理想的肯定。如日、月、星辰(胸临)、山(镇定)、龙(变化)、华虫(文彩)、虎尊与兽尊(忠孝)、水藻(洁净)、火(光明)、粉米(养民)等，都是对生活中各种事物的概括、寄托着设计者希冀抽象概念得以准确表现的愿望。这种象征的手法与选题均代表了古代刺绣纹样的创作思想，而“宫廷绣”则始终在贯彻这项原则，历代传承并不断完善。从刺绣工艺的角度反映帝王、统治者的意愿，全部用象征性的表达方法，将折福纳祥、驱恶避邪的观念通过谐音、会意、借代、比喻等方法，含蓄地以图案形式和技艺高超的针法体现的槽美的刺绣纹样，充分反映了吉祥图案在传统艺术品中的重要性。“宫廷绣”图案的寓意不仅是祈福纳祥，同时也是使相者身份、社会地位的标识。特别是在清代，《大清会典》对帝、后、皇子、贝勒、大臣穿着使用的服装图案纹样、用色都有明确具体的规范。五爪金龙是皇室专用，其他大臣在服装、饰品上则不可使用，只可穿着四爪龙形的吉服、蟒袍，其他辅助纹样与龙袍相比也简化逊色多了。而文武官员们的品级要以补服上胸前、后背两片刺绣图案来区分。王爷、贝勒为圆补，文武官员为方补。文官的图案是各种飞禽，代表文采，武官以图案为不同的走兽，象征威猛、强悍。官员们的等级区分不仅体现在服装的图案上，就连佩饰、挂件也截然不同，尤其是清代刺绣的佩饰最为讲究，男子身上平时佩服挂件最多可有十几种，如荷包、扇套、目艮镜盒、烟袋、火镰、刀叉等。即便是帝王的便服，也要佩有荷包、扇袋、烟袋、火镰诸饰。当然这些宫廷御制的饰品做工均十分考究，帝王也常将这些物件分赏群臣，以示恩宠。这些佩件的实用价值已降到次要地位，更重要的是显耀的荣誉。
　　谐音、会意、借代和比喻的方法不仅体现于象征天子的龙纹和群臣等级区别的飞禽、走兽，在每一件绣品中的一花一草、一鸟一兽、一人一物都赋予了约定俗成的特定含意。比如我们常见的蝴蝶，在京绣服装上100只的组合则寓意百耋。古人称80岁以上为耄耋之年，百耋的谐音就是对长寿的真诚愿望了。花中之魁牡丹是至尊至贵的象征，在皇后、贵妇的服装、衣饰中是最常见的图案。“宫廷绣”牡丹造型十分夸张，工整饱满、装饰性极强与民间的同类造型截然不同，如果再与夸张、变形而理想化的彩蝶组合，则寓意富贵长寿、幸福美满。而常服中的“八吉祥”(也称佛家八宝)：轮、螺、伞、盖、花、罐、鱼、肠和“八宝”：宝珠、方胜、玉磬、犀角、古钱、珊瑚、银锭、如意，吉祥纹样均象征着尊贵，以衬托帝王的威严仪态。在宫廷礼服中下摆处的寿山福海，则采用了弯立水、卧水等形式，表达了奔腾泻流之势，以象征帝王一统江山的非凡气概，海中宝物若隐若现，海上祥云浮动、缭绕集结，瑞气满天，一派祥和。概括凝炼的山峰，沉稳而坚实，代表了江山的永固和强盛。这些独特的艺术符号相互排列、穿插，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和威严，真可谓尽显皇家气势。

　　民间纷纷效仿
　　在清代，由于“宫廷绣”艺术的影响不断扩大，京城民间亦纷纷效仿。清末期北京涌现了许多家绣坊，传承了“宫廷绣”的一些特点和针法，使得图案内容更加民俗化，与生活更加贴近。后人皆称为“京绣”，并列为清代四小名绣之首(京绣、鲁绣、汴绣、欧绣)。“京绣”的应用范围仍是服装服饰及生活用品，图案内容极为丰富。我们现在常见的有用于喜庆、祝寿一类：如八仙祝寿题材(人物造型以各曲剖山手中使用的法器暗喻)中的五福捧寿(寿字周围环绕5只蝙蝠)，福寿双全(佛手与桃子的组合)，福寿如意(桃子、蝙蝠与灵芝的组合)，福、禄、寿三星(三位仙人)，长寿、长喜(长形寿字式喜字)，报喜图(豹子与喜鹊)，同喜(梧桐树上落喜鹊)，荣华富贵(芙蓉花与牡丹)，玉堂富贵(玉兰、海棠花、牡丹的组合)，金玉满堂(水塘金鱼)、松鹤长春(松树与仙鹤)。寓意爱情美满的内容，如因何得偶(荷花、藕、莲蓬)，合和二圣(寒山、拾得二仙或一朵荷花与一个宝盒)，夫荣妻贵(芙蓉与桂花)，并蒂同心(一藕生两朵荷)、麒麟送子(麒麟上坐一童子)，子孙万代(葫芦满枝)。仕途方面有：一路连科(鹭鸶鸟与荷苇)，杏林春宴(燕子与桃花)，官上加官(公鸡与鸡冠花)，鱼跳龙门等，寓意吉祥的图案有吉庆有余(宝瓶中插戟挂磬和鱼饰品)，室上大吉(石上雄鸡)、吉祥如意(象上坐一执如意的童子)、刘海洒钱、喜相逢(两只喜鹊)等件件注重口彩，通过谐音、会意、比喻的手法，将祈福迎祥、驱恶避邪的美好愿望化为图形，形成了“京绣”造型艺术的鲜明特征，观者、解说者同享吉祥口彩。在这点上与其他绣派有明显不同。这与京城人文、特殊地域有着密切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