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虐残暴毁灭的语言 行为艺术病态大全

提要：自虐、残暴、毁灭式的语言，以生肉、尸体、动物、人体为材料的创作，在2000年中国前卫艺术界蔚然成风。而朱昱“吃婴儿”的行为艺术，将之推到了极致。

　　在不久前成都举行的“凯莱·帝景2000年中国艺术精英年会”上，美术批评家彭德直斥这种蔓延的暴力化倾向是“走火入魔”。

　　“我们需要智慧、温和的前卫艺术”，他呼吁。

　　艺术越做越残酷，王林被一组照片吓坏了。

　　在不久前举办的上海国际双年展的外围展《不合作方式》上，这组照片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照片上显示有些人在往河里倾倒什么东西，什么意思呢？一看作品标签，王吓了一大跳：“材料：人油”。

　　王林的第一个念头跟大家一样“不艺术”──“天，这东西从何而来？”

　　镇定之后的第二个念头与其艺术批评家的身份相称起来，并且及时幽了一默。“听说老外在北京买这类照片，出价出到1-2千美元。可见异国奇风确也值钱，这些事儿现在都下放给中国人去干。我想如果标签标得具体一点，比如”法国人油“或”美国人油“，出价还会这样高么？”

　　在做这番思想的时候，王林显然还没有看到另外一张照片——否则他不应该在当天的“观展随笔”里拿上述“人油”的行为艺术大发感慨。

　　事实上，那张照片也参加了《不合作方式》的展览，只不过锁在现场的一只皮箱子里，一直没有打开，它的作者朱昱也早早回了北京──主要是担心这张照片拿出来，展览就会被封掉。但这张照片已经印在了展览的画册上：在一张雪白的桌布上，摆着一杯诱人的金黄橙汁，而朱昱埋头在吃盘子里的一样东西，吃东西这个行为没什么特别的，特别之处在于，那盘子里放的是一个死婴，清炖的死婴。

　　上海双年展里面有很多“不可思议”的行为，比如庆庆脱到只剩三点，入身于一个爬满螃蟹和虫子的容器中，比如杨志超著名的在肩膀上不打麻药“种”上两棵草，比如朱冥乘坐一个大塑料袋气泡漂流苏州河，相比以上作品，都“小巫见大巫”了。

　　2000年的中国行为艺术界，被血腥、暴力、尸体的那种残酷气息弥漫。而朱昱的这一行为，标志着这一“暴力化倾向”被推进到了极致。

　　曾几何时，前卫艺术界里，张洹、马六明惊世骇俗的作品被认为是不可逾越的极端。马六明的经典作品是“男女同体”以及性自虐，利用他象漂亮女孩一样的面孔和他的男裸体制造出一种“第三性”的幻象，模糊了人们的判断。张洹的《65·5公斤》是用铁链把自己捆在屋内距地面三米的房梁上，从自身流出250毫升的血，并滴落在加热的盘中，沸腾、烧焦后的血散发着腥味，让人们直视血腥和暴力。张洹还有一个作品叫《十二平方米》，自己赤身裸体端坐在一个肮脏的厕所里，让苍蝇落满全身。

　　但比较起新一代艺术家们来，这些都太“小儿科”了。新生代以他们的来势汹汹宣告了前者已经“过时”。

　　对伤害的迷恋

　　2000年的前卫艺术家似乎沉醉于一种暴虐的快感中。

　　进入公众视野的这类行为艺术作品，是从今年五月在南京的《人与动物：唯美与暧昧》开始的。名字叫做《五月二十八日诞辰》的作品，被形象描述为“牛肚子里钻出一裸男”——在清凉山公园，一位艺术家钻进一头剖开胸膛的牛肚子里，让人缝合好，然后挥刀破肚而出，赤身出来以后，向空中抛洒玫瑰花瓣。他要体验的是一种出生时的感觉，只不过他这次生于死牛肚子里。

　　同时举行的其他作品还有亲吻小鸡，导致小鸡大量死亡，打碎鱼缸，让金鱼窒息而死等。总之，人和动物的关系，在这里面的表现绝对不是“唯美”的，而是“血淋淋”的。

　　也许这些作品都大有深意，但显然其极端的表现形式导致作品不仅不能被公众理解，而且激起了强烈的反感和愤怒。

　　被称为中国前卫艺术“精神教父”的栗宪庭策划了《对伤害的迷恋》展，在中央美院雕塑研究所悄悄举行，这次展览大量使用了动物和人的尸体作为材料，视觉效果极其惊人（残酷？恶心？）以至于当场有人呕吐。在不少观者的抗议和院方的干涉下，展览在开幕三小时后不欢而散。

　　不少惊人的作品都是在这个展览上出现的，朱昱那次从自己肚子上取下一块皮，“移植”到了猪肉上。而秦嘎作品中，直接使用了成年女性的尸体标本，做成爱滋病人的病状。还有热衷于创造“新物种”的萧昱，把几只小鼠缝到了一起，又一次做上帝“。

　　不过，老栗的高明之处在于，用“对伤害的迷恋”的确可以精确地概括2000年中国行为艺术的某些趋向。这种伤害不仅针对动物，也对人，自己或者别人的尸体。

　　张晓刚和方力钧等艺术家在这个展览面前也显得“保守”起来，认为“这是对人类的不尊重”，但栗宪庭认为，这个与道德有关的问题的背后是与死亡的文化有关。“人赋予了人体标本以文化上的东西。如果人体标本被当成一个东西，它最大的好处是人给予它文化上的含义被消解了，实际上它就是一个东西，死人已不是人了。”

　　栗宪庭感到很高兴，“英国的赫斯特没有做成的作品，让中国人做了。它确实把艺术的材料拓展了，又突破了一个禁区。”之所以能够“MADE IN CHINA”，老栗认为，因为在西方法律和宗教的力量很严格，而中国还没有法律规定能否使用这种东西，为实验艺术留下一些空子；而中国又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社会。

　　朱昱在被问及是否受到西方影响时也说了一句话：“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受西方影响？在某些方面我们已经比他们做得好了。”

　　但ELONG网上评论行为艺术的一篇文章（作者不详）似乎就是对这种“民族自豪感”看不惯：“据说英国艺术家赫斯特剖切肉牛、用鲨鱼”制服“观众的手段，已使之赢得”当代文化英的光荣称号。我们的观念“自然”“赶美超英”、“与国际接轨”，才算前卫，才有可能真正“走向世界”。于是乎，在北京最流行的赞美词是“哥们儿，太狠了！”以此回应南方卡通一族的“太酷儿了！”从而也修正了上个世纪末有点土鳖味儿的“太牛逼了！”“暴力的悖论

　　1999年4月的一天，王楚禹从市场上买了些鸽子，请艺术界的朋友吃了一顿“鸽子全席”。在铺着星条旗的桌子上，大家觥筹交错、和和美美，但王突然现场宰杀了一只鸽子，鸽子扑腾、挣扎，到处血迹斑斑。

　　艺术家们立刻起身跑到了一边，有些人愤怒地向王身上砸烟盒。于是王楚禹问他们，你们现在看电视，看北约轰炸南联盟，天天有成堆的尸体，你们为什么无动于衷呢？你们现在想挽救一只鸽子的性命，但你们吃烤鸽的时候为什么不想到它必然经历了这么血腥的过程呢？如果不在你眼前发生，这些是不是都会被认为是幻觉？

　　但他自己也没有料到，不到一个月，大使馆被炸，战争果然在身边出现了。

　　对《鸽子全席》，艺术家的反映并不一致，有些人评价很高，但有些人非常反感，同样是行为艺术家的高氏兄弟，就提出：“艺术家以暴力的方式反对暴力，这在逻辑上已经走向了其观念意图的反面。我们是否有权以艺术的名义虐杀一只鸽子，对一只鸽子施暴与对一个人施暴，从对待生命的根本意义上有何不同，艺术的限度何在？”

　　王楚禹自己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认为以这种方式做艺术实在是一个悖论，所以决定永远不再以这种方式做作品。“如果不在乎手段，我们就不是艺术家，我们可以革命、杀人或者成为恐怖分子。从这个意义上说，恐怖分子可以做得更精彩，如果他们是艺术家的话。”

　　《鸽子全席》做的时候是1999年，那时侯杀掉一只鸽子就反响很大，而王楚禹悲哀地看到，行为艺术界犹如在追求吉尼斯记录一样，在比赛谁比谁更狠，谁比谁更有视觉冲击力。“视觉的冲击力不是真正的震撼和冲击，表达什么应该更重要。”王楚禹甚至嘲笑他们：“即使就残酷而言，其实他们并没有进入实质和精神的残酷。”

　　在“硝烟弥漫”的上海双年展，他选择在展厅的阁楼上，不吃不喝呆了几天，摄像机把这一切都传达给了观众。

　　作为《不合作方式》的策展人，在评述起展览中暴力倾向明显的作品，冯博一显得有些矛盾，他一方面认为艺术无疆界，应当鼓励实验性的探索，“前卫艺术强调的就是反叛意识，实验、超前和挑战，肯定也就有一定的不成熟性。”但问及他自己的感受，他也表示并不喜欢，认为那是反自然的。

　　“要么是大爷，要么什么也不是”

　　在对行为艺术暴力化倾向的探讨中，有几个焦点问题：

　　首先，这种极端真地是革命性的吗？在不久前四川成都举行的2000中国艺术精英年会上，美术批评家彭德他认为，他们实际上很滞后，不仅仅在形式和载体上滞后，在思想层面上也严重地滞后。“从表现形式上，基本沿袭了西方旧式行为艺术，在精神层面上也没有脱出西方六十年代以来的主题：暴力、性、吸毒，唯一的不同是暴力现在是文化暴力，性是性变态，吸毒是享受性吸毒，体现的是人类文明的堕落。”他认为，沉溺于这种病态艺术中的艺术家，实际上对前卫艺术精神缺乏真正的理解。

　　批评家朱其认为：艺术不是为了超越而超越，关键的是是否提出了新的艺术思想，而现在看来，他们没有。

　　再者，他们是否真诚？是否在制造噱头，想要迅速出名，引起中国但更重要是西方的注意？——援马六明和张洹的先例，那也是一条致富之路。最前卫的艺术和最庸俗的商业距离到底有多近？

　　艺术界现在流行“十分钟成名”的说法，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想要成名，斗狠斗勇是最快的。艺术家的恶习越烈，名气越大；恶习越露骨，成名的速度就越快。

　　大同行为艺术家张盛泉在2000年1月1日自杀，他自杀前写过一段话：“艺术已经成为一种故意，文化也只是一种策略，人被自己背离了。现在的问题是，要么成为大爷，要么什么也不是”。

　　朱其说，在行为艺术中，艺术家的人格是非常重要的，但中国行为艺术家的作品和平常状态相差太远，他们在作品中超常地反叛，而在生活中却有一种贵族化倾向，追求的是舒适和“小资”。不仅他们作品和生活不一致，作品前后不一致也是个问题，据说“牛肚子”里钻出的裸男，在那之前还在架上认真地画“玉米棒子”，这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但也很说明问题。

　　在拉萨，张盛泉曾经做过一件失败的行为艺术。他背着一头小山羊过河，然后准备屠宰它，后来因宋冬劝阻，大张放弃计划，放生了这头山羊。王林认为，“他可以放生动物，却并不放生自己。这就是行为艺术，伟大的终极的只对自己和上帝负责的行为艺术。因为有大张，那些虐待动物，玩弄尸体的投机者，即使”成为大爷“，也恐怕”什么也不是“。”

　　当然，在我们并不清楚了解那些极端作品的动机时，我们可以假设他们是真诚的，在这个前提下，却带来另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是否智慧，是否具有想象力和创造性。

　　孙原、彭禹、朱昱、杨志超在回答记者关于有否想到观众接受程度时都表示：他们不能想那么多，他们对自己负责就足够了。而彭德用鲁迅的说法定位这些暴力艺术家们疯狂的勇士“。他们的疯狂可能让他们的勇敢不值一提甚至成为恶的力量。

　　顾振清的《人与动物》在公共空间的展出，不仅被公众反对，也被很多批评家所反对，认为那种蛮干不仅没有沟通艺术家和公众，反而堵塞、切断了这一联系。

　　暴力化的行为艺术还能走多远呢？彭德、朱其、冯博一都认为没有太多出路。特别是彭德，认为行为艺术已经走火入魔，对于一个已经走火入魔的人，你还能指望它在魔路上走多远？“极端的艺术样式就象吸毒，对刺激会越来越麻木，需要吸食越来越大的量，导致恶性循环，一直到死。现在的行为艺术作品不可能更加极端了，除非他杀人或者杀死自己。”

　　在艺术精英年会上，他提出，在艺术多元化的今天，与那些极端的、短暂的、刺激的样式作为对照，应当有一种温和的、智慧的艺术样式。

　　有趣的是，被很多人骂得狗血喷头的顾振清，在此次年会上，也提出来，他并不欣赏暴力化的行为艺术，他正在筹划的一个展览主题与彭德的倡导倒是不谋而合，叫做“慧黠与幽默”。

　　“这是中国艺术中最缺乏的东西，也是很高的精神层次。我希望以此来反对目前暴力化趋势越来越强的势头。”这位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策展人说。

　　看来，未来的前卫艺术界，会更有意思。

　　三个行为艺术家

　　大众关心的问题与批评家显然不一样，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他们精神有毛病吗？”。三位艺术家在接受采访时也被不留情地问到了这个问题，他们平和地回答：没有。

　　碳水化合物

　　说起来“吃婴儿”的事情，朱昱的口气起初很平常：“那就是很普通的一顿晚饭”。

　　“从化学的角度来看，那不就是碳水化合物吗？”他称没想到美术界的反映会这么大。“我查了很多法律和宗教的书，没有任何规定不允许人吃人，甚至基督教的《十诫》里也没有。”

　　但他最后承认，在“作品实施”过程中他自己呕吐了两次。而且两天没有敢回家，因为怕回到当时的感觉，他现在还很担心会造成不好的“社会影响”。

　　但朱昱认为这是一个“理性的选择”，虽然他不能清楚地告诉记者他非这么做的理由。“这只是一个事件，也许要等到以后的许多事件，你才能看到我真正在做的是什么。”

　　朱昱自称是一个基督徒，他称自己一直在关注人性和神性的问题，而当自己的这张照片和基督受难的照片放在一起时，他发现基督的行为是无效的，因为人类还是这么恶——当然，这个恶的直接景象是由他一手制造的。

　　“有没有其他的手段？没有，这可能是表达我想法的唯一途径，通过别的方式也许也能传达，但我认为如果没有强的冲击力，不能刺激人的思考，就是无效传达。”

　　朱昱承认，如果以暴力为目的，这个行为可以说确已走到头了，但如果不是以此为目的，他应该还能一直做下去。

　　朱昱以前曾经做过的作品有：《全部知识学的基础》——把死人的大脑制成脑浆，放到超市里销售。

　　《袖珍神学》——屋顶悬挂一人体上肢，手拿一麻绳，麻绳很长，铺满屋子地上。

　　连体婴儿让王林感到震惊的《人油》作者是一对情侣，孙原和彭禹。

　　彭禹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在另一张《人油》的照片里，这位女孩身穿朴素的衬衫，秀发披肩，犹如一个没毕业的大学生。她垂下眼睛，神态似安详、似冷漠地拿着一个皮管，给一个放在膝上的死婴嘴中输入“人油”，她的美丽和画面的残酷让这张照片触目惊心。

　　代表两个人合作的更为出格的作品是《连体》：孙原和彭禹分别坐在一对连体婴儿标本的背后，从他们的胳膊里抽出血来，通过医用输液管，分别输入到婴儿的嘴里。

　　“你觉得残酷吗？我没有感觉，我也不会作恶梦，事实上，有很多朋友告诉我，《人油》的照片拍得特别美。做这样的事情一定要想清楚，这就象大夫在做手术，科学具有实验性，艺术一样具有实验性。作为另一个世界的代言人，我们选择的材料也许是最直接的，那是用木头、纸等其他材料无法传达的。

　　之所以想起来要做这样的作品，彭禹认为与他们童年的经历直接有关系。“你去过那些设施不是很好的火葬场吗？在烧人的时候，能听到炉子里噼里啪啦的声音，那就是人的油，我觉得这是不容易想到的材料。而我一直在考虑有关生和死的问题，我曾经亲眼看到奶奶死去，生命突然间消失了，它去了哪里？”

　　彭禹的另一个作品叫《追杀灵魂》，一条死狗放置于高温的聚光灯下，用凸镜聚焦于狗的头部，过了一段时间，狗的头部突然间开始冒出大量的烟，彭禹听到一些人说，他们真地感觉灵魂在那些烟中飞起来了。

　　当然，她没有说，也有很多人对此感到反感和恶心。

　　孙原和彭禹都是生于七十年代的人，他们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都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但很快就放弃了架上绘画，转入行为艺术。“我们的心理很健康，没有问题”，对于记者的问题，他们稍有些尴尬地笑着回答。

　　肩膀上种草

　　母亲之死对杨志超似乎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她勤劳善良，辛苦了一辈子，在日子转好的时候却得了胃癌。在大多数时候，她都是极其平静地忍耐着巨痛，一直到死去。

　　对“疼”的体验成为杨志超行为的重要方式，那种感觉让他“惊惧和迷恋”。在上海双年展上，他不打麻药，让医生在自己肩膀上“种”了两棵草。他的妻子在旁边忍不住哭了，因为这是她第一次看到自己的丈夫对自己实施残酷的行为。另外，她也清楚知道，一个月前，他在自己肩膀上烙下身份证号码的烧伤还没好利落。

　　在选择以这种方式来做行为之前，杨志超做的是另一个路子，他曾经扮作精神病人到一个精神病院接受过治疗（按现在的表现，现在也被一些人认为够格了），也曾经作为乞丐在北京街头行乞四天。但他突然改变了。

　　我不认为这种方式是自残或者自虐，尽管它不是没有这个特征。我强调的不是痛苦，而是承受，至于它的深层是什么，人们在观察时可以有不同的看法。“杨认为，虽然形式改变，但他是一以贯之地强调自身和社会的联系与感受。

　　“哗众取宠”的说法杨是坚决否认的。因为在他看来，哗众取宠建立在一个“虚”的基础上，具有用一分代价换十分、二十分代价的心理，而他的行为实实在在。“当然，行为艺术这种方式本身就有表演的成分在里面，因此希望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正常的。既然是前卫的领域，他选择的表现形式可能会显得比较极端。”

　　对于那些比他更极端的行为艺术作品，比如“吃小孩”，杨志超不愿评价，因为他认为，判断需要建立在长期观察的基础上，而每个人可能都有他的理由。“我不知道别人，至少我认为自己的作品是真诚的。”

　　每次做完自我伤害的作品，他的妻子都要陪着他去附近的医院换药、治疗，这对他们本来就窘迫的生活是一个新的压力，妻子曾经劝他不要这么做，但在没有效果之后，对此已经逐渐开始麻木了